私立焦作工学院的发展经历了全校师生努力奋斗的一个长期过程。下面进行简单回顾。
一、私立焦作工学院历史概述
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同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规程》。1931年(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组织法》和《规程》规定了我国新的高等教育制度。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和研究院(研究所)四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须具三个学院以上者，才能称为大学。不足三个学院者称为独立学院，即大学取消单科制而改为多院制。因此，福中矿务大学改为私立焦作工学院，成为全国惟一的私立独立学院。
1931年(民国二十年)春，福中矿务大学学生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批评学校萎靡拖沓之积习，不能领导学生努力前进，引发了学潮。朱端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把学潮中为首的学生开除出校，使学生更加不满，终至局面无法维持，不得不引咎辞职。中原公司随即再聘张仲鲁任校长。他到校后，同张清涟、任殿元、马恒.
曰融、王冠英等教授精心筹划，采取措施进行整顿和改进，使学校走上了扩充时期。首先，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的规定，在商得中原公司监督李文浩、中原公司副监督张国威的同意，请准河南省政府转呈教育部将学校校名改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其次，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的规定，学院制定了《私立焦作工学院组织大纲》、《私立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规程》以及院务会议规程、教务会议规程、教务通则、经济监察委员会规程等，从而建立起学校的规章制度，使学校管理工作从此“有章可循”。其三，1931年(民国二十年)夏，增设土木工程科，聘李钟美教授任主任，并附设高级中学。至此，学院设两科四系，即采矿冶金科的采矿系、冶金系;土木工程科的路工桥梁系、水利系。其四，筹措经费，扩建校舍，增添设备，使得学校得以蓬勃发展，成为建校以来的鼎盛时期。1933年(民国二十三年)夏，采矿冶金科第五届学生毕业。打破把毕业生一律留归中原公司的惯例，开始选用少数学生到外矿工作，如柴化周、王天枢被选送中兴煤矿工作。以后，各班毕业生被分配到全国各矿场如开滦、井陉、六河沟等煤矿及各水利、公路部门工作。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4月，教育部派高等教育司谢树英科长和河南省教育厅齐真如厅长到校视察，教育部于同年8月同意暂予立案。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教育部再派督学戴夏来学校视察，提交了《河南私立焦作工学院视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学校各方面的改进，并给学校以“不失为海内办理成绩较良的工校之一”(《河南教育概况——1933年教育部督学戴夏、周帮道视察报告》。原载《河南教育月刊》1933年第四卷第1期。)的评价，教育部终于在同年8月正式批准私立焦作工学院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私立焦作工学院由此也成为解放前惟一的私立工学院
(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22页)。
1925年(民国十四年)由于英国福公司煤矿罢工，英国福公司和福中总公司相继停办，福中矿务大学和改名后的私立焦作工学院的经费完全由中原公司负担起来。一直持续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批令实业部、河南省政府有关人员会同福公司董事长“议定解决办法”，“迅行照案办理，以结悬案”。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23日，开始进行中原公司、福公司合组谈判。这时，张仲鲁与中原公司出现裂痕。恰在此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约请张仲鲁出任教授兼总务长，协助其整顿中央大学。这时，张仲鲁便萌生去意。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1日，当张仲鲁在纪念周上向师生突然透露了“以就中央大学总务长，行将辞去现职”的消息时，全院师生员工先是“咸为愕然”，接着，教职员、学生分别开会，“一致议决，坚决挽留”。学生在校内外贴出了“拥护品学兼优的张院长”、“挽留发展本院的张院长”等标语;教职员则推选代表晋谒中原公司监督、常务校董李文浩示以挽留诚意。李文浩即分别致电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河南省政府主席、焦作工学院校董会主席刘峙，并到学校恳切挽留张仲鲁。张仲鲁颇感为难。最后，李文浩提出折衷办法，张仲鲁“可暂赴中大数月，但对本院仍须负责”。于是，经商请，张仲鲁听从大家的意见，则“遥领”院长一职，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初启程前往南京中央大学(《焦作工学生》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11月30日出版)，而以教授兼秘书的张清涟代行焦作工学院院长职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张仲鲁改任河南大学校长，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聘请张清涟接任院长。这时，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在国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的调解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谈判，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1日在焦作签订《中原公司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业合同》，正式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根据《合同》，办事处任命李文浩为总经理，由于中福公司机构臃肿，管理不善，工潮迭起，煤炭产量下降，亏损严重，已濒临绝境，而无力担负焦作工学院办学经费。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9月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借助英美力量，牵制日本，便根据英国福公司的要求，即下令中福公司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国防设计委员会煤业部分管，并决定委派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河南中福联合办事处整理专员。在翁文灏到任之前，蒋介石电令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静愚先往接收，主持矿务，并指示六条整理办法，其中一条指出：“中福联合办事处支出之教育经费，概行停付。焦作工学院归省接办。中小学归县接办。”(参见孙越崎：《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原载《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3-14页。)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2月10日，翁文灏和中福公司总工程师、矿业专家孙越崎到焦作上任，时任中福公司代理整理专员的张静愚，鉴于公司经济拮据，正准备将焦作工学院移交河南省接办，并停拨其办学经费。翁文灏、孙越崎认为：焦作工学院是我国惟一的一所矿业高等学府，办好这所学校，对培养矿业人才，发展我国矿业特别是煤矿工业有着重要意义。他们担心学校如果被地方接办，经费可能没有保障，力主公司调剂经费继续办好这所矿业高等学府。于是，他们重新修改并重新颁布了《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十条。据孙越崎回忆，在修改后的中福整理十条办法中，“焦作工学院和中小学没有移交省县接管，教育经费仍由中福煤矿支付。”(孙越崎：《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原载《孙越崎文选》，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6页。)并决定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起，在原有经费基础上每月再增拨1000元，达每月8500元，使学校得以维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中福公司经过翁文灏、孙越崎大刀阔斧的整理，实现了生产煤炭100万吨，运输煤炭100万吨，销售煤炭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述四项指标接近和突破150万吨(元)，开创了中福公司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中福煤矿的起死回生，为焦作工学院提供了充足的办学经费，使学校进入了持续发展时期。张清涟担任焦作工学院院长后，对学校继续进行整顿、改组和扩充，使学校面貌焕然改观。在他主校期间，最主要的办了五件大事：一是筹募经费，扩充校舍和设备。学校原有经费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经他四处奔走呼号，筹措经费，到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全年经费约在10万余元。同时，师生共度时艰，紧缩开支，张清涟除主动不长工资外，并从自己的薪金中每月拿出100元(占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经费。有了这些稳定的经费来源，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兴修了工程馆，并向欧美订购四、五万元的设备，建立和充实理化、材料、制图、试金实验室，图书馆藏书超越万册，使学校得以发展;二是改科为系，聘请优秀教授。学院原设采矿冶金、土木工程两科，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将科改系，设采矿、冶金、路工、水利四系，并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停办高中部，采取措施全力办好本科。同时，张清涟还奔波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聘请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建立起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
二、革新教学内容，倡导学以致用。
在教育制度上以美国矿务大学为蓝本进行改革，在课程设置上结合中国实际参考美国工程学院课程设置，强调学以致用。为提高学术水平，创办了《焦作工学生》、《焦作工学院院刊》、《焦作工学院周刊》等学术刊物，并设立《张仲鲁先生工程论文奖金》，还请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煤矿和石油专家孙越崎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到校讲学，特别是在学校召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第五届年会，这对活跃学术，增进知识有着莫大影响。四是制定校旗、校徽，谱写校歌。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秋，学院以煤矿和铁路为象征，制定校旗、校徽。校旗，为长方形，以红色为底，中间有矿斧和铁道图案。校徽为园形，外园为蓝底白字，上书“私立焦作工学院”，底部中间有一白色五角星，内园以红色为底，中间有矿斧和铁道图案，象征着她是一所为煤矿和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春，谱写校歌。校歌由我国著名教育家李敏修作词，作曲家张洪岛谱曲，其歌词是：“太行之阳河水东，莘莘学子救国重劳工，源深流自远，物阜民用丰，山葱葱，水溶溶，努力，努力，行健天同功。”(《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1935年出版。)这首近50个字的校歌，情景交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激发学子为“救国重劳工”而学习。五是注重军训，进行抗日救国教育。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更加重视学生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聘请军事教官，将军事训练列入教学计划，讲授军事知识。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教育部派督学戴夏到焦作工学院视察后，评价张清涟是“学识优良，经验丰富”，“颇能兢兢业业，锐意精进，处理校务，亦擘划有方。”(戴夏：《河南省私立焦作工学院视察报告》。原载《视察河南省教育报告》，1933年10月出版。)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0月，张清涟在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中回顾办学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顾本院成立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以工学院命名者，实惟本院，历史既属悠久，内容逐渐充实，遂为社会人士所重视;盖本院与中福矿厂，关系密切，故能随时参观实习，使学理与应用互相证明，而本院师生发挥合作精神，同心协力，以求学校之进展，虽在危难时期，未当少懈，或可稍慰本院创办人及赞助之殷望欤?”(张清涟：《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1934年10月。原载《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1935年出版。
三、西迁与坚持办学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就沿着平汉铁路继续向南进犯。担任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迭次失利，于10月14日攻占豫北重镇安阳，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中福公司总经理、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董事长孙越崎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力排众议，在“下令将中福煤矿机器设备和人员撤迁后方”的同时，“以董事长的地位身份也要求焦作工学院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实习工厂的机床等教学用具，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一并迁往西安。”(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董事长孙越崎的指令，张清涟院长率领焦作工学院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将所有图书、仪器和其他重要设备全部搬上由孙越崎亲自为学校安排的铁路车皮，途经郑州，举校西迁。11月抵达西安后，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并借用西安陕西省立高中部分教室及西安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全院师生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同学们一面学习，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在西安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董公亮：《抗日战争时期焦作工学院的迁校》，1985年12月16日，未刊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日本侵略者窜抵山西风陵渡，并有渡黄河进犯西安的动向。一时关中戒备，处于临战状态。同年3月，焦作工学院决定再迁甘肃天水。当时，陇海铁路才刚通至宝鸡，公路运输力量又极薄弱，全校师生均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徒步跋涉，经凤翔、开阳、陇县、固关，翻越关山，经马鹿镇、清水，而达天水，全程500余里。在迁校过程中，院学生自治会充分发挥组织管理才能和团结友爱精神，“峡谷寒风，陇州暮雨;关山晓月，驿路晨霜;山泉冷饮，冰河盥漱，行歌道山，谈笑峰巅”，终于化艰险为坦途，完成了迁校任务。校址选在天水南郊中山公园水月寺，随即恢复上课。7月，在抗日战争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师生们演出了抗日救亡话剧，会场上悬挂了学院总务主任马葛友撰写的楹联：“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设，当前责任不让人”，充分体现了焦工师生同仇敌忾、抗战建国的豪迈气慨(董公亮：《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的迁校》，1985年12月16日，未刊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暑假，焦作工学院矿冶、土木两系学生25人在天水毕业。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集中师资和设备，巩固和发展后方教育，宣布“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民国27年发汉教字第6074号教育部训令。参见《国立西北工学院沿革及现状》。原载《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年出版，第438页。)并附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对筹委会的组成、经费支配、院系编制、教职员、学生、院址、院产等项事宜做了原则规定。当时，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已流亡在汉中;而东北大学工学院则在四川三台。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0月2日，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初创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民国二年)改称为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由于试行大学区制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大学区制废止试行，又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办时，设督办，由创始人盛宣怀兼任;设总教习，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首任，实际掌管校务。创办之始，设律例(法律)、工建(土建)、矿务、机器四学门，学制四年。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提倡“西学为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被誉为“东方的康乃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中国学者王劭廉为主管，改总教习为教务提调，矢知于教育事业，严谨治校，以身作则，脚踏实地，树立优良校风。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2月18日，教育部任命原北洋大学堂监督徐德源为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接着，蔡儒锴、赵天麟先后任校长，设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学门，工科为三年制(1917年改为四年制)，法科为四年制。赵天麟在总结办学近20年的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此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后来，冯熙运、刘仙洲、茅以升、蔡远泽、李书田相继任校(院)长。1925年(民国十四年)，恢复机械工程学门。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学门改成学系。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增设电机工程学系。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设有矿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四个学系，并创办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北洋工学院学生学习勤奋，富有爱国精神，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勇敢斗争，经受锻炼，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洋工学院被日军侵占为兵营，师生流落四方。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根据教育部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学校由西安迁往汉中，4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下设六大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工学院，整个教学工作处于战时状态。北平大学工学院创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名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设机械、电机、化工、冶金四科，学制三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改组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洪容为校长，废冶金科改设机织科。1920年(民国九年)10月，俞同奎任校长，本科改为四年制。1923年(民国十二年)，开办国立研究院，增设研究班。同年，改名为北京工业大学。1924年(民国十三年)，增设土木工程科。1925年(民国十四年)马君武任校长。1928年(民国二十七年)因试行大学区制，国立各校改组为北平大学，该校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俞同奎任校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工学院，有程干云等先后任院长，设土木、建筑、机械、电机、应用化学、纺织等工程学系。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迁校西安，与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后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并随校迁往汉中。东北大学工学院是东北大学文、法、理、工四个学院之一。1923年(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由张作霖创办于沈阳，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为首任院长。分为文法、理工两科，赵厚达为理工科学长，工科有土木、电工、机械等学系，学制四年。1926年(民国十五年)孙国封任理工科学长，后来，刘尚清继任奉天省省长，依例兼领东北大学校长。从此，东北大学的文法科与理工科改为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工学院院长为高惜冰。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学良兼任校长，三次捐资180万元添建校舍，并以优厚待遇延聘国内知名学者，购置图书、仪器，创造优良教学条件。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文、法合为一院;理、工合为一院，由孙国封任院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张学良派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改派杨毓桢代理理工学院院长。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入关避难，在北平复课。当时，秘书长由王卓然接任，仍兼代校长。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学生奋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东北大学迁校西安，金锡如任工学院院长。同年12月12日，东北大学学生参加了西安事变。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由王文华任工学院院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10日，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委会在陕西城固考院组成，李书田任主任，胡庶华、张清涟、王文华、张贻惠、张北海、雷宝华为委员。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和《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开始工作。经研究，并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工学院院址设在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内;确定教务、总务、训育、秘书主任，张清涟兼任总务主任;设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学、纺织、水利、航空等八个系，其中土木系以东工、北洋、焦工之土木系合组，矿冶系以北洋、焦工之矿冶系合组，矿冶工程系由任殿元兼任主任;通过《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私立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规定私立焦作工学院所有设备、用具，如图书、仪器、机器、校具等项，要尽量借给使用;讨论通过了《国立西北工学院组织大纲》，在领导体制上，决定实行院长负责制。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接教育部指令，让其迁到城固古路坝。11月，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张清涟院长的率领下，从甘肃天水乘汽车前往陕南城固古路坝，并运载图书、仪器及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后来，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
经过紧张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开学典礼，于12月12日正式上课。并确定7月27日为学院成立纪念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沿革及现状》。原载《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年出版，第439页。)。在那浴血抗战的艰苦年代，在穷乡僻壤的抗日后方，西北工学院集中四校的师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建立起学科比较齐全、师资队伍雄厚、西北惟一的高等工程学府，开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以至后来国家培养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939年(民国二十八年)2月，教育部电令原焦作工学院校董、北洋工学院校友秦瑜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当时，秦瑜赴欧考察，在未到任之前，由赖琏暂行代理院长职务。至7月，秦瑜留欧未返，教育部聘赖琏为院长。此间，潘承孝为教务主任，张清涟为训育主任，王茂春为总务主任。
在西北工学院时期，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土木工程系八个班的学生共97人，分别于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暑假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39年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9名同学毕业时，原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还曾赋诗《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一首，以表惜别和思念之情，诗中写道：“秦楼高百尺，登楼望川流;浩荡水声激，弄水来去浮。驱车越秦岭，岭高炎日休;路谒子房庙，并瞻淮阴候。汉上会归雨，携手登新舟;谈论无虚日，忽焉度素秋。上途上渝都，鸟道飞西州;同侪聚三巴，殚虑借箸筹。都江慕李冰，剑门忆陆游，遄来古路坝，弦歌满山邱。风尘送我北，万里金汤楼;河畔听冰涛，励志会貔貅。少年盛意气，逆旅辞朋俦;煤田问疾苦，生产羡美欧。仲春复课业，盛夏兴离愁;及时尽欢娱，年华不可留。倘能用所学，‘何必同衾稠?’送君乘长风，万里展鸿猷。”(张清涟：《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1939年7月1日。原载《梅荫集》，1994年铅印本。)这首诗，表现了一位学校领导人为校务而奔忙，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对同学爱护备至，期以成材的深厚情感。
四、科研成就与人才培养
艰难困苦，颠沛流离，锻炼和造就了一代英才。1983年，焦作工学院董事长孙越崎曾深情地回忆说：“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抗战后方新兴的工矿企业和交通发展提供技术力量。很多毕业生被聘到甘肃玉门油矿和四川天府、嘉阳及威远等煤矿工作，其中不少人至今尚在国家重要企业中负责煤矿技术工作。”(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1983年6月，未刊稿。)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从汉中传来，西北工学院师生兴高彩烈，载歌载舞，鞭炮齐鸣，彻夜欢呼，庆祝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合并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原先四所院校积极筹备复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先后复校天津、沈阳，北平大学工学院未有复员。西北工学院保留建制。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焦作工学院校董及毕业同学曾经酝酿复校。据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的报告称：“兹值敌寇投降，复员在即，战后建设需材尤多，亟宜恢复旧观，培植英才，蔚为国用。焦作虽属小镇，地处晋冀豫三省工矿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本院设置於此，允称最为适宜。数年以来，本校校董及毕业同学迭经集议筹备复校，惟以抗战艰苦，时机未至。”(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给教育部的复校报告，1945年8月31日。)抗战胜利后，焦作工学院校董和毕业同学立即成立了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孙越崎、孙延中、陈郁、张广舆、许道生、张鸣韶、袁慧灼、王有中、单志钧等10人。经研究，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31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呈送焦作工学院复校报告。报告回顾了焦作工学院的悠久历史，分析了焦作工学院的现状，阐述焦作工学院为国家培养400多名人才对国家的殊多贡献，提出“现值胜利来临，教育复员高唱入云”，要求“早日筹备，积极办理”复校。并公推张鸣韶、王有中两位教授和毕业同学袁慧灼、单志钧、王梦龙等代表复校委员会前往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上要求复校(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给教育部的复校报告，1945年8月31日。)。1946年(民国三十四年)3月，张清涟返回河南，任河南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在此期间，他往返于西安、重庆、开封等地，为恢复焦作工学院而积极奔走。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7月26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批准与拨款，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关林复校(参见教育部高等第14050号指令。原载《焦作工学院院刊》创刊号，1947年5月16日出版。)，张清涟复任院长，并分期收回了借给西北工学院的部分图书、仪器。复校时，有教职员27人。当年的老教授、老职工战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动，张清涟院长高兴地咏诗《焦工在洛阳复校赋呈同人》助兴。诗中说：“洛下重逢篱下香，分飞劳燕越关梁。西风飒飒雕霜鬓，翠柏葱葱忆。三月荩筹功甫竞，十年离恨话偏长。欣闻南都三秋熟，庐舍岿然菊正黄。”(张清涟：《焦工在洛阳复校赋呈同人》，1946年秋。原载《梅荫集》，1994年铅印本。)复校时，设采矿工程学系、冶金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及先修班。10月招生并上课，三系和先修班招收新生137人，其中本科101人，先修班36人。11月18日，张清涟院长在复校后的第一次纪念周上作报告，回顾了学院的悠久历史、经济状况、校舍建设和毕业同学对国家的贡献，希望同学“提起精神，创造青出于蓝的新牌子”，建设新焦工(张清涟：《在复校第一次纪念周上的报告词》，1946年11月18日。原载《焦作工学院院刊》创刊号，1947年5月16日出版。)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机械系合并于西北工学院。同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逼近洛阳。10月6日，焦作工学院又迁至河南郑州河阳街租得灾童教养院作为临时校址，使学校陷于艰难困境。这年，采矿、冶金两系继续招生，有学生近200人，于11月10日上课。当时，由于郑州周围战事，铁路交通经常中断，师生生活很是困难。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6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并于26日作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开封。同年9月，焦作工学院根据教育部“积极组织师生尽快南迁”的训令，再迁江苏苏州平江路积谷仓，只有半数学生随迁。到苏州后，采矿、冶金两系又招两班学生，共有140余人，另招预科生30余人。这时，焦作工学院三年三迁，经费极为困难，师生生活处于饥饿和贫困线上。张清涟院长为了筹措经费，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苏州之间，仍难以维持，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在南京愤然写下了“……写不尽，离愁字;平不尽，伤心事。看权贵鼠窜，车马拥挤。气索钟山雾晦冷，歌残秦淮水空碧。待他年晓鸡破春眠，定欢娱。”(张清涟：《满江红·戊子除夕》，1949年初。原载《梅荫集》，1994年5月铅印本。)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横渡长江后，于4月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布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4月27日，苏州解放。接着，华东人民政府财办工矿部长、焦工校友柴化周代表人民政府接收了焦作工学院，遂改为国立焦作工学院(参见金一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37页。)，开始摆脱了困窘局面，一切费用统由军管会发给。5月，根据华东人民政府财办工矿部的决定，焦作工学院高年级部分学生到淮南煤矿和贾汪煤矿现场工作。从此，在旧中国历经坎坷的焦作工学院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