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矿业大学的创办学校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一、学校创办的缘起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从以商品输出为主了。这个转变是以1894年中日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为标志，它使帝国主义取得了在这个开矿设厂的特权，明显的打上了资本输出这个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的化的进程。

　　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既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产物，又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特别是采矿业迅速发展的结果。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意大利人康门斗多·恩其罗·罗沙第以代理牧师的身份，以“调查中日战后情形”为名，来中国游览，觊觎勘测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罗沙第回到欧洲后，把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广泛宣传，并于1897年3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在伦敦组织了一个英意联合公司，投入资金20000英镑，按照英国法律注册，命名为英国福公司，专对中国煤矿投资。接着，罗沙第作为英国福公司代理人，又“腰缠万贯”回到了中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策划攫取山西、河南煤矿的开采权。罗沙第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的亲信马建忠，聘用刘鹗为英国福公司买办，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务。刘鹗出身于江苏镇江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通过开始进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受洋务派较深影响，提出“借外款以兴内利，引商力以御兵力”的主张，极力推行借款开煤矿、修铁路，以富国养民。1897年刘鹗指示他的儿女亲家、皖人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滇人翰林院讨吴士钊在河南办起了既无资金又无矿址的豫丰公司，勾结河南巡抚刘树堂，向福公司借款开矿，议定河南开矿合同草案。1898年6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在北京总理衙门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英国福公司“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六十年的权利。接着，总理衙门即在章程上加盖了关防。在这之前，清光绪皇帝已批准了总理衙门关于河南矿务的奏折。从此，英帝国主义鲸吞了焦作煤矿。

　　在河南矿务章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由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延请洋师教授，培养专门人才，以备路矿因材选用，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这就是经清政府批准的英国福公司在中国创办焦作路矿学堂的最早法律依据。但是，英国福公司从来没有打算认真履行这一条款。

　　二 、焦作路矿学堂时期

　　河南矿务章程签订后，英国福公司即派以工程师葛拉斯为首的勘测队来河南进行勘测，于1899年底提出勘测报告。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波及河南，英国福公司勘测队被迫撤至湖北省西部的老河口。义和团被镇压后，英国福公司即重返河南，经过反复勘测和多方权衡，决定在河南、山西两省交界的怀庆府修武县老牛河(今河南省焦作市)一带建立基地。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谕令河南巡抚妥办福公司事务。同年5月(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英国福公司在修武县下白作村(今焦作市解放区)强购民地，打钻探矿，运置机器，设厂办矿，竟然以英国驻沪总领事、福公司驻华办事处总董事长哲美森的名字命名为“哲美森厂”(我译“泽煤盛厂”)，把矿区成为“哲美森镇”，升起英国国旗，胡说什么这里“是一个充满了生活和进步的租界区”，竟然扬言“福公司一旦在河南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了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让位给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从此，“哲美森镇”就成为英国福公司在华活动的大本营，并成为它扩大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1905年2月(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英国福公司修筑的专运煤炭的308华里的道(口)清(化)铁路建成通车。1906年2月(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英国福公司第四号井开始出煤。此时，适逢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兴办新学堂，但英国福公司仍不履行“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的承诺。于是，河南交涉洋务局根据河南矿务章程第十三条“开设矿务铁路学堂”之规定，委派交涉局路矿股文案、候补知县严良炳驰赴泽煤盛厂，会同交涉局驻该厂照料员候补知县邓伯龙，与英国福公司正式交涉开设路矿学堂事宜。福公司哲美森厂总矿师堪锐克先是借口“公司投资甚巨，收效甚迟，对于开办路矿学堂未便承认”;继而又推诿，提出“公司事有专责，必须总董白莱喜来到矿厂方可开议”。这次会谈无果而终。

　　哲美森厂出煤后，所产煤炭一部分销往外地，但相当一部分在本地销售，这就直接威胁着民间煤业土窑的发展甚至生存。因而，从1907年3月(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起，引发了河南人民收回福公司在豫北售煤的斗争。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河南巡抚吴重熏委派河南交涉洋务局议员、候补知府杨敬宸，修武县知县严良炳专赴天津与英国福公司总董事长白莱喜谈判售煤方案和开办路矿学堂事宜。白莱喜则傲慢的声称，福公司只与签订原章程的豫丰公司接洽，不与河南地方官员谈判。吴重熹只好加派有名无实的豫丰公司帮董、候补知府方镜前往天津协助杨敬宸、严良炳与白莱喜谈判。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与斗争，于1909年2月25日(清宣统元年二月初六)河南代表和福公司代表在哲美森厂签订了《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专条》在规定福公司售煤的同时，其中第八条对福公司开办路矿学堂又作了如下规定：“路矿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除饭食由学生自备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游戏场以及教习员司、夫役薪工、书籍、文具、仪器、标本、灯火、煤水，统归福公司筹给。”至此，英国福公司再次被确认创建焦作路矿学堂。

　　清末，由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因这年使壬寅年，又叫“壬寅学制”;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再拟《奏定学堂章程》，因这年是“癸卯学制”。这两个《章程》建立起清末新型的教育制度。焦作路矿学堂就是根据这两个《章程》的精神筹建的。

　　焦作路矿学堂是在边谈边筹建中进行的。当时，校址确定选在河南省修武县泽美盛厂附近的西焦作村，故名焦作路矿学堂，占地面积50亩。河南交涉洋务局委派提调田程出任监督(校长)，总理其事。首设矿务学门，学制四年，培养采矿、冶金和铁路专门人才。在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即着手进行招生等办学准备工作，首招学生20名，年龄多在20岁左右。聘请了英籍李恒礼等四人和华人陈筱波等为教习。1909年3月1日(清宣统元年二月初十)，焦作路矿学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这是外国公司提供经费在我国创办的第一所矿业大学，也是河南建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学校。

　　1911年2月(清宣统三年正月)，英国福公司向河南巡抚提出了扩大矿区的要求， 籍口“黄界”不敷开采，要求发给“红界”开采凭单，由于河南人民的坚决反对，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和英国福公司恼羞成怒。1913年(民国二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福公司总董堪锐克分别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致函河南交涉署驻哲美森厂提调，提出“因红界问题，迁延不决”，为了“缩小范围，及减轻负担”，决定扣留出境税银，不再向路矿学堂提供经费。1913年(民国二年)12月，路矿学堂首届学生毕业后，英国福公司即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断经费，停办了焦作路矿学堂。此后，河南代表多次与英国福公司交涉“纳税设学”之事，均未取得效果。

　　三、河南福中矿务学校时期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民国元年)1月9日成立教育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接着，在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为校长”;同年10月22日、24日，教育部又先后颁布《专门学校令》、《大学令》;1913年(民国二年)1月16日，教育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这些办法和规程规定了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这是资产阶级改革高等教育，并以法律形式巩固辛亥革命教育成果的实践。

　　1913年(民国二年)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不惜出卖“红界”国家利益给英国福公司，电令其亲信、河南都督张镇芳、民政长张凤台说“英商福公司在河南开矿早经订有合同，理应遵守”，应该“先允福公司在‘红界’内有开采权”，甚至说“纵合同内有丧失权力指出，亦只可彼此商量修改，岂能不承认”，要求对福公司扩大矿区做出让步，力促福公司矿案的解决。同年12月8日，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张镇芳、张凤台委派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许源、河南绅商代表胡汝麟、王敬芳前往北京与英国福公司总董堪锐克、帮董佛德善进行谈判，解决矿案问题和恢复路矿学堂。经过整整一年的交涉，1914年(民国三年)11月9日，河南和福公司在北京签订了《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草合同》。这个《草合同》在解决矿案的同时，其中第四条规定：“福公司应办矿务学校，每年经费由福公司担任。”从而使学校的恢复出现了希望。

　　与此同时，河南省官商也在积极努力恢复路矿学堂。1914年(民国三年)8月8日 ，在袁世凯的参与下，华商中州、豫泰、明德三个煤矿公司在焦作成立了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官商合办的中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成为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福公司和中原公司都意识到难以挤垮对方，于是，福、中双方开始协商合组福中总公司事宜。中原公司成立后，表示愿意与福公司共同负责筹集经费，使得矿务学校得以恢复。1915年(民国四年)5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议结英商福公司矿务交涉正式合同》。同日，福公司、中原公司签订了《福中总公司组织章程》。这个《章程》得到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的许可，并得到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批准。1915年(民国四年)6月1日，福中总公司在焦作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至此，恢复矿务学校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时，由于路矿学堂在焦作的校舍被福中总公司借用，故暂设河南省城开封大厅门街，定名为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归外交部河南交涉署直辖，经外交部河南交涉员许源委任王法岐为校长，杜鸿宾为学监。1915年(民国四年)3月20日，河南交涉署拟订《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简章》、《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管理规则》，规定办学宗旨是先办预科，续办正科，以养成采矿冶金专门人才，“俟续办正科时，移至焦作，以便实地练习”， 并由河南交涉署详请河南巡按使报教育部、外交部、农商部立案。

　　经过筹备，1915年(民国四年)6月1日，在福中总公司成立的同一天，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在开封举行成立典礼。各界来宾就座后，60余名学生身着制服列队进入会场。典礼开始后，河南巡按使田文烈、福中总公司督办张镇芳首先宣示训词。他们简述了学校筹备经过，阐明了开办矿务学校的重要性，指出：“我国门户洞开，商战剧烈，鉴於泰西各邦致富之源，亦稍知注意实业与工艺矣。……夫实业之门类，工艺之科目，至繁且颐更僕难终矣，其最关乎国计民生为矿学”。“我国地藏之富厚，物产之丰饶，实甲五洲，允推巨擘，徒以乏专门之技术，遂难期宝藏之普兴，良可惜也。”“发展矿业实关乎实业之盛衰，而研究矿学更关乎工艺之良否”。勉励学生“为一身计，则勉立修名;为豫生计，则谋臻乐利;为全国计，则图进富强”。要求学生“乘此求学良机，益当发愤忘食以至其道，用心衡虑以求其通，学成专门之技术，蔚为有用之人才，我国亦可渐立富强之基础。” 接着，英国福公司总董堪锐克、中原公司总理胡汝麟发表演讲。最后，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作了总结讲话。他对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抱定力”，献身实业以挽回利权收自强之效;二是“服勤劳”，注重体操以备将来降大任于肩头;三是“爱名誉”，勉益加勉做到立品与修业并重。其言词之恳切，充分体现了学校创办者对学生的殷殷期望。对于这次学校成立的典礼，福中总公司督办张镇芳盛赞说：“典礼秩然，济济一堂，宾从毕集，猗欤休哉。纵观学校规模之宏敞，管教法则之纯良，以及生徒秩序之整齐而严肃，不禁为矿学前途庆也。”为了纪念福中总公司和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的成立，确定每年6月1日为校庆纪念日。

　　河南福中矿务学校创办之初的校址，暂设于开封城内大厅门街租用的民房，先办预科一班。1915年(民国四年)冬招生完毕，招收学生62人，入学程度定为中等学校修业二年以上，预科三年毕业升入本科。1916年(民国五年)春，预科始业。1918年(民国七年)冬，预科毕业。

　　1918年(民国七年)10月王法岐校长辞职，河南交涉署委任学监杜鸿宾接任校长。同年冬，首届预科生毕业。

　　四、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时期

　　1919年(民国八年)2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和《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管理规定》的规定，在预科毕业后即续办矿务专科，以“养成矿务专门人才” ，因而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由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源亲自兼任校长，自此，学校成为一所既有预科又有本科的专门学校。

　　1920年(民国九年)4月，福中矿务专门学校从河南省会开封迁回焦作路矿学堂原址办学，并定于5月10日正式“开学授课”，由道清铁路监督局长程世济兼任校长。同年9月，改由河南交涉署驻矿交涉员周振先兼任校长。是年夏，学校添招预科一班，入学程度规定为中学毕业，预科一年毕业，升入本科。其后，学校预科和本科班次均有增加，生源除了河南之外，已发展到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直隶(今河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学校迁回焦作后，进一步密切了与英国福公司、中原公司和道清铁路的关系，便于师生随时下矿进厂参观实习，“使学理与应用相互证明”。但由于学校领导人更迭频繁，加上程世济、周振光又是兼职，他们既有本身工作，又对办学非所素习，故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没有提出学校进一步整顿、发展的计划和措施，使学校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五、福中矿务大学时期

　　1920年(民国九年)11月，李鹤接替周振先担任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校长。李鹤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刚从海外归来。他上任伊始，踌躇满志，敢作敢为，提出“要把学校办成一所像样的学府”。他认为，中国专门学校课程颇不敷用，苟不与诸生以职业学识，又无以慰其学向之诚。于是，李鹤采取措施，改革校务，整顿课程，录聘教授，并依据1917年(民国六年)9月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于1921年(民国十年)夏把学校改名为福中矿务大学，设置采矿冶金科，修业年限定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为与College之意相符，李鹤在福中矿务专门学校原有规章基础上，制定了《福中矿务大学规程(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对于学校组织、学籍管理和课程建设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对于推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李鹤主校是具有一定成效的。但他的缺点则限制了他的发展。李鹤虽有办好学校的愿望和雄心，却秉性刚愎，独断独行，对学生掼施高压，不善启迪，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在这年的七、八月间，预科学生发生了要求民主，反对专横的罢考风潮。李鹤在一怒之下，竟将全班学生解散，开建校以来未有的先例。

　　1922年(民国十一年)夏，福中矿务大学在焦作校本部、北京东铁匠胡同中原公司、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四处设点举行入学考试，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招收预科生50名，本科一年级插班生20名。录取新生名单除在各考点张榜公布外，还在《北京日报》、《上海时报》和开封《新中州报》上予以刊登。是年冬，学校更定课程，预科延长一年。1923年(民国十二年)夏，学校复添招预科一班。李鹤把学校改名为大学，教学要求提高了，而师资及设备却未有改观，福中总公司、英国福公司、中原公司对经费却“分文未加” ，引起学生渐露不满，使学校前途暗淡。李鹤遂于这年夏天悄然离校，校务交由教务主任凌涛代理校长，但不到三个月又告辞职。这时，学校由本科一个班，预科两个班。

　　1923年11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仲鲁因其在美留学期间学习采矿，又因其与福中总公司总理王敬芳的同乡关系，被福中总公司、英国福公司、中原公司聘为福中矿务大学校长。他任校长时，年仅27岁。张仲鲁虽然年轻，并无办学经验，但精神饱满，办事认真，潜心教务，致力于革新进取。他除保持旧有精神外，并注意体育，提倡课外作业，增筹经费，建筑宿舍，充实课程，提高程度，改定预科为二年，本科仍为四年。1926年(民国十五年)，本科毕业12人，全数由中原公司分配在矿厂任用，这对于中原煤矿公司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5年(民国十四年)夏，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福中矿务大学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发动英国福公司煤矿罢工。罢工实现后，学校教职工亦都踊跃捐款，支持罢工，给福公司很大打击。1926年(民国十五年)春，正当复工谈判的关键时刻，张仲鲁又向河南省长公署呈控英国福公司攫夺矿权、欺骗人民、破坏合同等六大罪状，使得学校与福公司的矛盾日趋激化。在复工谈判中，修武、博爱地方官绅和煤矿工人代表一道，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3月向英国提出《地方条件》。《条件》共有19条，其中第五条中要求“福公司应负担焦作矿务大学的全部办学费用。以前少出之款应全数补出。”而福公司咬定每年只拨银五千两，中原公司又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张仲鲁看到前途无望，于5月愤然辞职。

　　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中原公司聘教务主任李善棠继任校长。李善棠主持校务后，增定课程，又将预科改为三年，本科仍为四年毕业。这年夏，招收预科一班。1927年(民国十六年)，本科毕业12人，皆由中原公司留用，同时又接招预科一班。1928年(民国十七年)，本科毕业一个班16人，接招预科一班。这年秋，学校接收北邻福中总公司职员住宅改为教师及办公地址，学校范围有所扩大。这时，由于河南地处中原，是国民党新军阀争夺地盘的要地，成为新军阀混战的战场，使教育事业深受影响。故学校在这个时期仅维持原有三班，没有大的发展。早在1925年(民国十四年)张仲鲁主校期间，曾经制定表册，呈报北京政府教育部备案，延至1926年(民国十五年)冬，经李善棠校长请准，北京教育部派罗惠侨司长来校视察，才被批准立案，学校由此取得合法地位。1928年(民国十七年)11月，李善棠校长辞职。

　　1928年(民国十七年)11月，中原公司聘请朱端为校长。他曾在中原公司多年，人际关系熟悉，颇有才能与魄力，对学校工作比较热心。他到任后，在英国福公司、福中总公司业务停滞，经费停拨的情况下，积极抓好“添招班次，扩充校舍，筹划经费”三项工作。尚能扩充班次，增加校舍，使学校日见发展。1929年(民国十八年)，学校接收英国福公司停办之医院;中原公司也增大了拨款，每月拨款达5200元，使学校得以扩充和发展。

　　六、私立焦作工学院时期

　　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同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规程》。1931年(民国二十年)，民国政府又公布了《专科学校规程》。《组织法》和《规程》规定了我国新的高等教育制度。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和研究院(研究所)四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须具三个学院以上者，才能成为大学。不足三个学院者成为独立学院，即大学取消单科制而改为多院制。因此，福中矿务大学改为私立焦作工学院，成为全国唯一的私立独立学院。

　　1931年(民国二十年)春，福中矿务大学学生反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批评学校萎靡拖沓之积习，不能领导学生努力前进，引发了学潮。朱端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把学潮中为首的学生开除出校，使学生更加不满，终至局面无法维持，不得不引咎辞职。中原公司随即再聘张仲鲁任校长。他到校后，同张清涟、任殿元、马恒曧、王冠英等教授精心筹划，采取措施进行整顿和改进，使学校走上了扩充时期。首先，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的规定，在商得中原公司监督李文浩、中原公司副监督张国威的同意，请准河南省政府转呈教育部将学校校名改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其次，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的规定，学院制定了《私立焦作工学院组织大纲》、《私立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规程》以及院务会议规程、教务会议规程、教务通则、经济监察委员会规程等，从而建立起学校的规章制度，使学校管理工作从此“有章可循”。其三，1931年(民国二十年)夏，增设土木工程科，聘李钟美教授任主任，并附设高级中学。至此，学校设两科四系，即采矿冶金科的采矿系、冶金系;土木工程科的路工桥梁系、水利系。其四，筹措经费，扩建校舍，增添设备，使得学校得以蓬勃发展，成为建校以来的鼎盛时期。1933年(民国二十三年)夏，采矿冶金科第五届学生毕业。打破把毕业生一律留归中原公司的惯例，开始选用少数学生到外矿工作，如柴化周、王天枢被选送中兴煤矿工作。以后，各班毕业生被分配到全国各矿场如开滦、井陉、六河沟等煤矿及各水利、公路部门工作。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4月，教育部派高等教育司谢树英科长和河南省教育厅齐真如厅长到校视察，教育部于同年8月同意暂予立案。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教育部再派督学戴夏来学校视察，提交了《河南私立焦作工学院视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学校各方面的改进，并给学校以“不失为海内办理成绩较良的工校之一”的评价，教育部终于在同年8月正式批准私立焦作工学院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私立焦作工学院由此也成为解放前唯一的私立工学院。

　　1925年9(民国十四年)由于英国福公司煤矿罢工，英国福公司和福中总公司相继停办，福中矿务大学和改名后的私立焦作工学院的经费完全由中原公司负担起来。一直持续到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批令实业部、河南省政府有关人员会同福公司董事长“议定解决办法”，“迅行照案办理，以结悬案”。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23日，开始进行中原公司、福公司合组谈判。这是，张仲鲁与中原公司出现裂痕。恰在此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约请张仲鲁出任教授兼总务长，协助其整顿中央大学。这时，张仲鲁便萌生去意。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1日，当张仲鲁在纪念周上向师生突然透露了“以就中央大学总务长，行将辞去现职”的消息时，全院师生员工先是“咸为愕然”，接着，教职员、学生分别开会，“一致议决，坚决挽留”。学生在校内外贴出了“拥护品学兼优的张院长”、“挽留发展本院的张院长”等标语;教职工、焦作工学院校董会主席刘峙，并到学校恳切挽留张仲鲁。张仲鲁颇感为难。最后，李文浩提出折衷办法，张仲鲁“可暂赴中大数月，但对本院仍须负责”。于是，经商请，张仲鲁听从大家的意见，则“遥领”院长一职，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初启程前往南京中央大学，而以教授兼秘书的张清涟代行焦作工学院院长职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张仲鲁改任河南大学校长，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聘请张清涟接任院长。这时，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在国民政府和河南省政府的调解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谈判，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1日在焦作签订《中原公司福公司合资经营煤矿业合同》，正式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根据《合同》，办事处任命李文浩为总经理，由于中福公司机构臃肿，管理不善，工潮迭起，煤炭产量下降，亏损严重，已濒临绝境，而无力担负焦作工学院办学经费。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9月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借助英美力量，牵制日本，便根据英国福公司的要求，即下令中福公司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国防设计委员会煤业部分管，并决定委派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河南中福联合办事处整理专员。在翁文灏到任之前，蒋介石电令河南省建设厅长张静愚先往接收，主持矿务，并指示六条整理办法，其中一条提出：“中福联合办事处支出之教育经费，概行停付。焦作工学院归省接办。中小学归县接办。”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2月10日，翁文灏和中福公司总工程师、矿业专家孙越崎到焦作上任，时任中福公司代理整理专员的张静愚，鉴于公司经济拮据，正准备将焦作工学院移交河南省接办，并停拨其办学经费。翁文灏、孙越崎认为：焦作工学院是我国唯一的一所矿业高等学府，办好这所学校，对培养矿业人才，发展我国矿业特别是煤矿工业有着重要意义。他们担心学校如果被地方接办，经费可能没有保障，力主公司调剂经费继续办好这所矿业高等学府。于是，他们重新修改并重新颁布了《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十条。据孙越崎回忆，在修改后的中福整理十条办法中，“焦作工学院和小学没有移交省县接管，教育经费仍由中福煤矿支付。”并决定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起，在原有经费基础上每月在增拨1000元，达每月8500元，使学校得以维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中福公司经过翁文灏、孙越崎大刀阔斧的整理，实现了生产煤炭100万吨，运输煤炭100万吨，销售煤炭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上述四项指标接近和突破150万吨(元)，开创了中福公司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中福煤矿的起死回生，为焦作工学院提供了充足的办学经费，使学校进入了持续发展时期。

　　张清涟担任焦作工学院院长后，对学校继续进行整顿、改组和扩充，使学校面貌焕然改观。在他主校期间，最主要的办了五件大事：一是筹募经费，扩充校舍和设备。学校原有经费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经他四处奔走呼号，筹措经费，到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全年经费约在10万余元。同时，师生共渡时艰，紧缩开支，张清涟除主动不涨工资外，并从自己的薪金中每月拿出100元(占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的经费。有了这些稳定的经费来源，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兴修了工程馆，并向欧美定购四、五万元的设备，建立和充实理化、材料、制图、试金实验室，图书馆藏书超越万册，使学校得以发展;二是改科为系，聘请优秀教授。学院原设采矿冶金、土木工程两科，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将科改系，设采矿、冶金、路工、水利四系，并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停办高中部，采取措施全力办好本科。同时，张清涟还奔波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聘请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建立起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三是个新教学内容，倡导学以致用。在教育制度上以美国矿务大学为蓝本进行改革，在课程设置上结合中国实际参考美国工程学院课程设置，强调学以致用。为提高学术水平，创办了《焦作工学生》、《焦作工学院院刊》、《焦作工学院周刊》等学术刊物，并设立《张仲鲁先生工程论文奖金》，还请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煤矿和石油专家孙越崎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到校讲学，特别是在学校召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第五届年会，这对活跃学术，增进知识有着莫大影响。四是制定校旗、校徽，谱写校歌。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秋，学院以煤矿和铁路为象征，制定校旗、校徽。校旗，为长方形，以红色为底，中间有矿斧和铁道图案。校徽为圆形，外园为蓝底白字，上书“私立焦作工学院”，底部中间有一百色五角星，内园以红色为底，中间有矿斧和铁道图案，象征着她是一所为煤矿和铁路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春，谱写校歌。校歌由我国著名教育家李敏修作词，作曲家张洪岛谱曲，其歌词是：“太行之阳河水东，莘莘学子救国重劳工，源深流自远，物阜民用丰，山葱葱，水溶溶，努力、努力，行健天同功。”这首近50个字的校歌，情景交融，振奋人心，促人向上，激发学子为“救国重劳工”而学习。五是注重军训，进行抗日救国教育。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更加重视学生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聘请军事教官，将军是训练列入教学计划，讲授军事知识。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教育部派督学戴夏到焦作工学院视察后，评价张清涟是“学识优良，经验丰富”，“颇能兢兢业业，锐意精进，处理校务，亦擘划有方。”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0月，张清涟在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同学录·序》中回顾办学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顾本院成立将近二十年，在此期间，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以工学院命名者，实惟本院，历史既属悠久，内容逐渐充实，遂为社会人士所重视;盖本院与中福矿厂，关系密切，故能随时参观实习，使学理与应用相互证明，而本院师生发展合作精神，同心协力，以求学校之进展，虽在危难时期，未当少懈，或可稍慰本院创办人及赞助之殷切望欤?”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就沿着平汉铁路继续向南进犯。担任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迭次失利，于10月14日攻占豫北重镇安阳，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中福公司总经理、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董事长孙越崎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力排众议，在“下令将中福煤矿机器设备和人员撤迁后方”的同时，“以董事长的地位身份也要求焦作工学院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实习工厂的机床等教学用具，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一并迁往西安。”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和董事长孙越崎的指令，张清涟院长率领焦作工学院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将所有图书、仪器和其他重要设备全部搬上由孙越崎亲自为学校安排的铁路车皮，途经郑州，举校西迁。11月抵达西安后，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并借用西安陕西省立高中部分教室及西安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全员师生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同学们一面学习，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曾在西安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话剧。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日本侵略者窜抵山西风陵渡，并有渡黄河进犯西安的动向。一时关中戒备，处于临战状态。同年3月，焦作工学院决定再迁甘肃天水。当时，陇海铁路才刚通至宝鸡，公路运输力量又极薄弱，全校师生均自陇海铁路虢镇战起，徒步跛涉，经凤翔、汧阳、陇县、固关，翻越关山，经马鹿镇、清水，而达天水，全程500余里。在迁校过程中，院学生自治会充分发挥组织管理才能和团结友爱精神，“峡谷寒风，陇州暮雨;关山晓月，驿路晨霜;山泉冷饮，冰河盥漱;行歌道山，谈笑峰巅”，终于化艰险为坦途，完成了迁校任务。校址选在天水南郊中山公园水月寺，随即恢复上课。7月，在抗日战争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师生们演出了抗日救亡话剧，会场上悬挂了学校总务主任马葛友撰写的楹联：“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设，当前责任不让人”，充分体现了焦工师生同仇敌忾、抗战建国的豪迈气概。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暑假，焦作工学院矿冶、土木两系学生25人在天水毕业。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集中师资和设备，巩固和发展后方教育，宣布“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河南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并附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对筹委会的组成、经费支配、院系编制、教职员、学生、院址、院产等项事宜作了原则规定。当时，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由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以流亡在汉中;而东北大学工学院则在四川三台。

　　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创办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亿年)10月2日，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初创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4月改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民国二年)改称为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由于试行大学区制改名为北平大学蒂尔工学院。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大学区制废止试行，又改称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创办时，设督办，由创始人盛宣怀兼任;设总教习，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首任，实际掌管校务。创办之始，设律例(法律)、工建(土建)、矿务、机器四学门，学制四年。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提倡“西学为用”全面系统的学习西方，被誉为“东方的康乃尔”。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由中国学者王劭廉为主管，该总教习为教务提调，矢知于教育事业，严谨治校，以身作则，脚踏实地，树立优良校风。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2月18日，教育部任命原北洋大学堂监督徐德源为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接着，蔡儒锴、赵天麟先后任校长，设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学门，工科为三年制(1917年改为四年制)，法科为四年制。赵天麟在总结办学近20年的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此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后来，冯熙运、刘仙洲、茅以升、蔡远泽、李书田相继任校(院)长。1925年(民国十四年)，恢复机械工程学门。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学门改称学系。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增设电机工程学系。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设有矿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四个学系，并创办了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

　　北洋工学院学生学习勤奋，富有爱国精神，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勇敢斗争，经受锻炼，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后，北洋工学院被日军侵占为军营，师生流落四方。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根据教育部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学校由西安迁往汉中，4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下设六大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和北洋大学工学院组成工学院，整个教学工作处于战时状态。

　　北平大学工学院创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名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设机械、电机、化工、冶金四科，学制三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改组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洪容为校长，废冶金科改设织科。1920年(民国九年)10月，俞同奎任校长，本科改为四年制。1923年(民国十二年)，开办国立研究院，增设研究班。同年，改名为北京工业大学。1924年(民国十三年)，增设土木工程科。1925年(民国十四年)马君武任校长。1928年(民国十七年)因试行大学区制，国立各校改组为北平大学，该校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俞同奎任校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工学院，由程干等先后任校长，设土木、建筑、机械、电机、应用化学、纺织等工程学系。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迁校西安，与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后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并随校迁往汉中。

　　东北大学工学院是东北大学文、法、理、工四个学院之一。1923年(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由张作霖创办于沈阳，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为首任院长。分为文法、理工两科，赵厚达为理工科学长，工科有土木、电工、机械等学系，学制四年。1926年(民国十五年)孙国封任理工科学长，后来，刘尚清继任奉天省省长，依例兼领东北大学校长，从此，东北大学的文法科与理工科改为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工学院院长为高惜冰。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学良兼任校长，三次捐资180万元添建校舍，并以优厚待遇延聘国内知名学者，购置图书、仪器，创造优良教学条件。1929年(民国十八年)，将文、法合为一院;理、工合为一院，由孙国封任校长。1930年(民国十九年)张学良派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该派杨毓桢代理理工学院院长。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入关避难，在北平复课。当时，秘书长由王卓然接任，仍兼代校长。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学生奋起参加，金锡如任工学院院长。同年12月12日，东北大学学生参加了西安事变。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由王文华任工学院院长。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10日，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委会在陕西城固考院组成，李书田任主任，胡庶华、张清涟、王文华、张贻惠、张北海、雷宝华为委员。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和《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开始工作。经研究，并经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工学院院址设在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内;设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学、纺织、水利、航空等八个系，其中土木系以东工、北洋、焦工之土木系合组，矿冶系以北洋、焦工之矿冶系合组，矿冶工程由任殿元兼任主任;通过《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私立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规定私立焦作工学院所有设备、用具，如图书、仪器、机器、校具等项，要尽量借给使用;讨论通过了《国立西北工学院组织打工》，在领导体制上，决定实行院长负责制。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接教育部指令，让其迁到城固古路坝。11月，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张清涟院长的率领下，从甘肃天乘汽车前往陕南城固古路坝，并运载图书、仪器、及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后来，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山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

　　经过紧张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举行开学典礼，于12月12日正式上课。并确定7月27日为学院纪念日。在那浴血抗战的艰苦年代，在穷乡僻壤的抗日后方，西北工学院集中四校的师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建立起学科比较齐全、师资队伍雄厚、西北唯一的高等工程学府，开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先河，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以致后来国家培养高等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2月，教育部电令原焦作工学院校董、北洋工学院校友秦瑜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当时，秦瑜赴欧考察，在未到任之前，由赖琏暂行代理院长职务。至7月，秦瑜留欧未返，教育部聘赖琏为院长。此间，潘承孝为教务主任，张清涟为训育主任，王茂春为总务主任。

　　在西北工学院时期，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土木工程系八个班的学生共97人，分别于1939年、1940年、1941年暑假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39年原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9名同学毕业时，原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还曾赋诗《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一首，以表惜别和思念之情，诗中写道：“秦楼高百尺，登楼望川流;浩荡水声激，弄水来去浮。驱车越秦岭，岭高炎日休;路谒子房庙，并瞻淮阴候。汉上会归雨，携手登新舟;谈论无虚日，忽焉度春秋。上涂上渝都，鸟道飞西州;同侪聚三巴，殚虑借箸筹。都江慕李冰，剑门忆陆游，遄来古路坝，弦歌满山邱。风尘送我北，万里金汤楼;河畔听冰涛，励志会貔貅。少年盛意气，逆旅辞朋俦;煤田问疾苦，生产羡美欧。仲春复课业，盛夏兴离愁;及时尽欢娱，年华不可留。尚能用所学，‘何必同衾稠?’送君乘长风，万里展鸿蝤。”这首诗，表现了一位学校领导人为校务而奔波，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对同学爱护备至，期以成材的深厚情感。

　　艰难困苦，颠沛流离，锻炼和造就了一代英才。1983年，焦作工学院董事长孙越崎曾深情地回忆说：“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抗战后方新兴的工矿企业和交通发展提供技术力量。很多毕业生被聘到甘肃玉门油矿和四川天府、嘉阳及威远等煤矿工作，其中不少人至今尚在国家重要企业中负责煤炭技术工作。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从汉中传来，西北工学院师生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鞭炮齐鸣，彻夜欢呼，庆祝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合并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原先四所院校积极筹备复校。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先后复校天津、沈阳，北平大学工学院未有复员。西北工学院保留建制。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焦作工学院校董及毕业同学曾经酝酿复校。据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的报告称：“兹值敌寇投降，复员在即，战后建设需才尤多，亟宜恢复旧观，培植英才，蔚为国用。焦作虽属小镇，地处晋冀豫三省工矿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本校设置於此，允称最为适宜。数年以来，本校校董及毕业同学迭经集议筹备复校，惟以抗战艰苦，时机未至。”抗战胜利后，焦作工学院校董和毕业同学立即成立了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孙越崎、孙延中、黄志烜、陈郁、张广舆、许道生、张鸣韶、袁慧灼、王有中、单志钧等10人。经研究，于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31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呈送焦作工学院复校报告。报告回顾了焦作工学院的悠久历史，分析了焦作工学院的现状，阐述焦作工学院为国家培养4000多名人才对国家的殊多贡献，提出“现值胜利来临，教育复员高唱入云”，要求“早日筹备，积极办理”复校。并公推张鸣韶 、王有中两位教授和毕业同学袁慧灼、单志钧、王梦龙等代表复校委员会前往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上要求复校。1946年(民国三十四年)3月，张清涟返回河南，任河南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在此期间，他往返于西安、重庆、开封等地，为恢复焦作工学院而积极奔走。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7月26日，经过民政府教育部和河南省政府批准与拨款，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关林复校，张清涟复任院长，并分期收回了借给西北工学院的部分图书、仪器。复校时，有教职员27人。当年的老教授、老职工战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动，张清涟院长高兴的咏诗《焦作在洛阳复校赋呈同人》助兴。诗中说：“洛下重逢篱下香，分飞劳燕越关梁。西风飒飒雕霜鬓，翠柏葱葱忆淯阳。三月荩筹功甫竞，十年离恨话偏长。欣闻南都三秋熟，庐舍岿然菊正黄。”复校时，设采矿工程学系、冶金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及先修班。10月招生并上课，三系和先修班招收新生137人，其中本科101人先修班36人。11月18日，张清涟院长在复校后的第一次纪念周上作报告，回顾了学员的悠久历史、经济状况、校舍建设和毕业同学对国家的贡献，希望同学“提起精神，创造青出于蓝的新牌子”，建设新焦工。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机械系合并于西北工学院。同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逼近洛阳。10月6日，焦作工学院又迁至河南郑州河阳街租得灾童教养院作为临时校址，使学校限于艰难困境。这年，采矿、冶金两系继续招生，有学生近200人，于11月10日上课。当时，由于郑州周围战事，铁路交通经常中断，师生生活很是困难。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6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并于26日作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开封。同年9月，焦作工学院根据教育部“积极组织师生尽快南迁”的训令，再迁江苏苏州平江路积谷仓，只有半数学生随迁。到苏州后，采矿、冶金两系又招两班学生，共有140余人，另招预科生30余人。这时，焦作工学院三年三迁，经费极为困难，师生生活处于饥饿和贫困线上。张清涟院长为了筹措经费，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苏州之间，仍难以维持，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28日(农历除夕)在南京愤然写下了：“……写不尽，离愁字;平不尽，伤心事。看权贵鼠窜，车马拥挤。气索中山雾晦冷，歌残秦淮水空碧。待他年晓鸡破春眠，定欢娱。”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横渡长江后，于4月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布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4月27日，苏州解放。接着，华东人民政府财办工矿部长、焦工校友柴化周代表人民政府接收了焦作工学院，遂改为国立焦作工学院，开始摆脱了困窘局面，一切费用统由军管会发给。5月，根据华东人民政府财办工矿部的决定，焦作工学院高年级部分学生到淮南煤矿和贾汪煤矿现场工作。从此，在旧中国历经坎坷的焦作工学院获得了新生。

　　七、 国立焦作工学院时期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城市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中心任务的战略决策。并指出，在城市工作中，文教工作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为当时漂泊在苏州的焦作工学院创造了绝路逢生的历史机遇。

　　漂泊苏州，饱经磨难的焦作工学院师生在欢庆解放的同时，殷切盼望尽快回到焦作办学。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5月5日，焦作工学院致函中原人民政府呈请学校归属。同年6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周扬联合签署了致焦作工学院的公函，称：“关于贵校今后问题，希速派一位负责人来北平北池子66号本会商谈;并在未确定学校地址以前暂留苏州，勿轻易返回焦作。”焦作工学院接函后，于6月28日即派人前往北平向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汇报学校情况。随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焦作工学院今后地址及领导归属等问题请示了华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作了批复，指示：“焦作工学院可搬回焦作办理，受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该校教育方针应着重培养矿业人才。”7月13日，华北教育委员会致函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批转了上述指示，要求学校“从速告拟概算计划，并准备返回焦作。”8月24日，华北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等再次联合签署给焦作工学院的指令，指出“你校名称今后暂定为‘焦作工学院’，在正式名称未确定前，仍暂用旧钤印，注明暂用为盼。”同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派黄芦到苏州接收了焦作工学院，并帮助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临时团支部。8月28日，学校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由张清涟任主席。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批复，9月2日，焦作工学院师生乘车北上，于9月6日迁回焦作工学院原址，9月18日恢复上课。这时，有教职工36人，学生有采矿、冶金两系四个年级八个班次，共205人。至此，私立焦作工学院正式改为国立焦作工学院，经费由教育部拨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成立燃料工业部，由陈郁任部长。11月，学校正式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夏家斌任团支部书记。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政秘字141号令，决定将焦作工学院划归燃料工业部领导。12月27日，教育部马叙伦部长等给焦作工学院签发训令指出：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自1950年1月起“焦作工学院拨归燃料工业部领导”，“各项经费亦由部供给”。至此，燃料工业部正式接管了焦作工学院。

　　1950年1月，燃料工业部派教育科长李薪等来焦作工学院了解情况，并从1月20起领导师生进行了为期50天的政治学习，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政治觉悟。3月9日，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委派朱献民暂代副院长，并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学校工作，成立了党支部，由朱献民任支部书记。4月20日，举行党支部公开大会，使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加强，很快使学校面貌发生了变化。

　　1950年6月1日至9日，张清涟院长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6月8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到会场，接见代表，周恩来总理并就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一致、团结与改造等问题作了指示。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副部长钱俊瑞作了总结报告。马叙伦部长在开幕词中指出：“按照共同纲领，我们的高等学校的目的应该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等建设人才。”根据这个要求，会议通过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等五项草案。这五项草案，于7月28日国务院第3次政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它明确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组织规程、领导关系、课程改革的原则等重大问题，对焦作工学院的办学与进一步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了调整。1950年3月11日，燃料工业部决定将设在峰峰矿区新开办的华北煤矿专科学校并入焦作工学院，学院增设了电机、土木两个工程学系。3月16日，教育部下令将焦作工学院冶金系师生并入沈阳工学院(今东北大学)，并调张清涟院长任沈阳工学院冶金系主任。当师生得知张清涟院长将要调离学校，部分教师曾联名挽留，并找团支部、学生会负责人谈话，要求发动全院学生挽留。学生干部分析情况后，决定拥护党和政府的决定，引导师生顾全大局，积极做好部分师生思想工作。同年10月，张清涟院长服从国家决定，在全院师生的热情欢送下，带领冶金系全体师生愉快地到沈阳工学院工作和学习。调整后，学校设采矿、电机、机械、土木四个系，有教职员工118人，在校师生224人。1951年2月，根据燃料工业部指示，焦作工学院主体搬迁天津，改名为中国矿业学院。